山水造物纸韵千年
□骆炳浩
北宋天圣年间，富阳凤凰山麓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
道士朱去非在妙庭观内，挖到了一只上盖铜盘、下托琉璃盆的丹鼎，鼎里居然还有王母娘娘侍女董双成当年吃剩下的“百花丹”。
此事，后来传到了杭州通判苏东坡的耳朵里。董双成是历代诗人热情吟咏的仙女，在她的故宅惊现她的遗物，那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于是，苏东坡就快马加鞭，兴致勃勃地直奔富阳县西北十五里的临湖村。只可惜等他赶到的时候，只看到了一只空鼎。
无奈之下，苏东坡向观里借了纸笔，怀着遗憾的心情，写下了一生所作多首诗词中标题最长的《富阳妙庭观董双成故宅，发地得丹鼎，覆以铜盘，承以琉璃盆。盆既破碎，丹亦为人争夺持去，今独盘鼎在耳，二首》——
（一）
人去山空鹤不归，丹亡鼎在世徒悲。
可怜九转功成后，却把飞升乞内芝。
（二）
琉璃击碎走金丹，无复神光发旧坛。
时有世人来舐鼎，欲随鸡犬事刘安。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谁曾想到多年过去了，凤凰山麓又发生了一件十分轰动的事情。
因为国道的改建，泗洲宋代造纸作坊遗址重见天日。人们猜测，妙庭观当年画符、书写用纸，也产自于此。
这处迄今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工艺遗存保存最完整的造纸遗址，是杭州乃至中国造纸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笔文化遗产，亦是富阳宋韵文化组成部分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
一张纸，录尽岁月风华。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被誉为“人类文明之母”。
民国《浙江之纸业》指出，“论纸，必论富阳纸”。富阳是闻名遐迩的造纸之乡，历史可以远溯魏晋，在嵊州一带出现“嵊藤纸”、余杭造出“由拳纸”之时，富阳就以桑皮、藤皮、楮皮为原料生产皮纸了。
相传，东晋葛洪（年—年）在葛溪畔的崤山炼丹时，发明用石灰腌制浆法和黄檗汁染纸。据此，民间认为“叨授葛仙遗教”，富阳造纸在起步阶段就有名师传授。
“莫惊反掌字，当取葛洪规。”这是唐代诗人李峤的咏纸诗，意思是不要惊异有些纸张正反面都有字，那正是像葛洪这般勤奋的人写下的，这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啊！
作为皮纸主要原料之一的桑枝，数富阳又多又好。唐代方干《新登城楼赠蔡明府》有句“但见川原桑拓稠”，北宋苏东坡《新城道中二首》亦有吟“试向桑田问耦耕”。清光绪《富阳县志》载:“（杭州）府志云有女桑、山桑出富阳者佳，余县接种者亦名富阳桑”“每有新涨沙地，皆种桑树”。
“竹笺”一词，最早见于唐代李肇《唐国史补》。而“竹纸”一词，首次见于南宋赵希鹄《洞天清泉》：“若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盖东晋南渡后，难得北纸。又右军父子多在会稽故也。”
从造纸原理的角度来看，皮纸选用的茎皮类原料纤维多而木质素少，而竹子的纤维较少且木质素比例较高。造纸工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脱除木质素和分散纤维，所以麻类、藤类等韧皮类原料更易于造纸，竹子则需要更加复杂、精细的加工工艺才能达到满意的纸之品质。
西晋郭义恭《广志》中云：“嫩竹可造纸”。早在东晋南北朝时，富阳就开始以嫩竹为原料生产竹纸了。不过，制作出来的纸品质量差强人意，“随手便裂，不复粘也”。但竹纸一旦出现，其经济上的优越性马上显示出来，再经改善，很快就取代了麻纸和藤纸。
浙江是唐代纸的主产地之一，唐代也是浙江造纸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通典》等史料记载，唐代全国生产贡纸者共11州（郡），其中浙江就占了杭、越、婺、衢四州。富阳所产的上细黄白状纸，为纸中精品。
唐垂拱三年（年），孙过庭在富阳竹纸上写下字的煌煌大论《书谱》。书中阐述的书理，见解极为精辟，其书法亦精妙绝伦，正如宋高宗所云：“《书谱》匪特文词华美，且草法兼备。”
至宋，富阳竹纸手工制作技艺有了长足发展，生产的元书纸、井纸、赤亭纸以“制作精良、品质精粹、光滑不蠹、洁白莹润”而被誉为“纸中上品”。
有关富阳造纸现存的最重要早期文献，见于南宋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杭州物产：货之品”中：“纸，岁贡藤纸。按：旧志云：余杭由拳村出藤纸，省劄用之；富阳有小井纸；赤亭山有赤亭纸。”又南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卷十八载：“纸，余杭由拳村出藤纸；富阳有小井纸；赤亭山有赤亭纸。”
所涉地名“小井”“赤亭山”，分别为今富春街道宵井村、东洲街道鸡笼山（一说大源镇亭山）。
南宋遗老周密在《癸辛杂识》所记：“淳熙末（官府文书）始用竹纸，高数寸，阔尺馀者”。其实，在北宋真宗时期，富阳元书纸已成为朝廷锦夹奏章和科举试卷的上品用纸。
不过，这位富阳人在本书中收录一条目：“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以撩，无则占粘不可以揭。如无黄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也。”这段文字是关于“纸药”配方最早的文献记载。
古谚有云：“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其字面意思是指举子使用富阳所产元书纸备考从而金榜题名，同时反映出富阳所造竹纸在宋代科举、教育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
元书纸的名称由来，据传有两个说法——
宋室南渡，临安（今杭州）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学子研读、刻印书籍之风兴盛，对纸张的需求量猛增。富阳作为畿县，历史上又以产纸闻名，于是饬令时任富阳知县李扶督造印书纸。李扶的家乡建州松溪（今福建松溪）也产竹纸，因而他雇来建州纸农，与富阳纸农几经试制，因当时的富阳竹纸脆软疏松、纸面毛茸，不堪印书，但可供国子监生起草文书和练习书法之用，故称其为“元书纸”。而古时“原”“元”二字相通，“元书”有文章、书法草稿之意。后对抄造工艺不断改良，富阳纸农终于造出了纸中上品，成为可供印书用的纸张。
另据民间传说：宋朝吏部重臣谢富春，有次在行文中用富阳赤亭纸写奏章，皇帝见奏章字迹清楚，纸质洁白，叩弹有音，闻有清香，便召谢臣，问其故？谢奏曰：此乃富阳赤亭文书，用竹浆而造。经亲试，落笔粗细自如，不渗不破，书写畅如游龙，纸质优于当时朝廷通用的“棉藤纸”，当即传旨谢臣，可作朝廷御用文书。因皇帝正月初一天坛庙祭（又称元祭）时专用此纸书写祭文，故称“元书纸”。实际上是将赤亭纸改了一个名称而已。
宋孝宗乾道年间，富阳主簿杨简授依托本地兴盛的造纸及印刷业，兴学养士，文风益振。陆九渊途经富阳，夜集鹳山“双明阁”，指示心学。《宋史》四百零七卷写道：“会陆九渊道过富阳，问答有所契，遂定师弟子之礼。”
清康熙《富阳县志》明确记载，明朝时富阳“抄造纸”为贡纸。
清代大学士董邦达一生与富阳竹纸相伴，很多书画作品都是在元书纸上完成的。致仕前，因家境贫寒，他流寓在壶源溪一带教书度日。要说湖源山里有什么特产，那就是竹纸。即使在今天，湖源乡仍然是重要的元书纸原产地。面对善学乐教的小先生，朴实无华的农民别的东西可能拿不出手，元书纸管够啊！
董邦达和董源、董其昌并称为中国书画史上的“三董”。在这些元书纸拥趸者的影响下，富阳纸成为文房四宝中的宠儿。据说，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钦点董邦达之子董诰任《四库全书》副总裁，所用的纸张大都产自富阳。
记得年11月，场口镇老山坞凌氏宗族捐献一批民间契约、官府颁发的税凭，其用纸均为本地元书纸，时间跨度从清乾隆四年至宣统。契约上字迹清晰，印章鲜红，纸色不变，不见虫蛀，足见富阳元书纸的品质。
草纸（又称毛纸、坑边纸），为富阳土纸的“后起之秀”。明建文年间，宵井村农民运用竹浆造纸原理，开始用稻草作原料，生产出草纸。此后，草纸生产传遍富阳、新登的产粮区。
每年，农民在忙完小麦、水稻生产后，就腌麦秸秆、稻草做纸，成为产粮区的主要副业。草纸中的小坑边纸，曾长期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素为富阳之大宗土特产。
明末清初，造纸业经过短期衰落后，于康熙乾隆朝迅速恢复，富阳土纸生产也步入兴旺阶段。
刻立于清乾隆五十七年（年）十月、现存于富春山馆的《常安镇奉宪禁碑》，是目前发现的杭州地区反映清代纸业的唯一碑录。该碑除千余字的碑文外，还附刻了一把一尺八寸长的凹槽，这是为取信于造纸槽户和买纸客户的裁纸行业标准。
富阳坑边纸，纸面黄亮，厚薄均匀，富有弹性，手感柔软，吸水性特强。富阳民间流传着“董诰献毛纸”的故事。一日，乾隆帝赐宴。席间，一大臣油汤溅桌，久拂不净，急得汗流满面。这时坐在皇帝旁边的董诰站起来，从袖内取出一张毛纸，只轻轻一抹，就把油迹揩净。乾隆大为惊喜，问董诰：“此为何物？”董诰答：“这是家乡用稻草做的坑边纸。”乾隆赞叹不已，从此富阳坑边纸声名大振。
清光绪《富阳县志》记载:“邑人率造纸为业，老少勤作，昼夜不休”。各地槽户名纸竞出，纸业产销兴旺，“富阳竹纸每年约可博六七十万金，草纸约可博三四十万金”。
清末民初，主打“秉和记”品牌的灵桥槽主李秉和，造纸作坊发展至三县（富阳、余杭、临安）、四地（月台、大根里、居仁里、风笑岭）共处长槽。生产、销售一条龙，时誉李梦龙为“浙江槽王”。
同一时期，杨梅山村有一位名叫陆光浩的农民，生产高档草纸，称作定样草纸（一说靛样草纸），具有落水不化、字迹不褪的优点。
生产定样草纸的要求极高。首先在选料上，稻秆必须洁白。通常选用种在山垅田里或沿溪边田的洋尖稻草。施肥亦有讲究，如施用猪牛栏的一定要先发酵腐熟，否则绝对不用。最好是当年仅施石灰的稻草。不用在收割前倒伏的稻草。当稻谷长到八九成熟时就要割倒，第二天便成垛堆好。堆过半月要掉头翻身。再过半月后，要摊开晒两到三天。然后用石灰腌草，腌草过程中要翻料3至4次，通常每周一次。料熟了，使唤两头体大力壮的水牛踏料，每批料要踏两天。接着是洗料，陆光浩家用的是专门洗料塘，置于自家稻田内。上有清澈的山溪水流注，料塘水流向稻田做肥料。据说，这种田的稻秆特别白。
抄纸时，在槽的左边放一把眉毛钳，右边放一支缝纫针，以便随时剔除留在帘纸上的秆节、谷壳之类的污物，使得做出来的纸张洁白无疵。
草皮晒场上晒纸，要抢露水，这也是关键的一着。这样晒好的纸特别平整、洁白、漂亮。要求是第一天早晨晒到中午收起，因下午的太阳太猛，易使纸张发皱或焦边；第二天上午继续晒半天。撕毛纸手势要轻，用力要匀，以免撕破变形，撕好的草纸要整齐叠放。
陆光浩的定样草纸品牌为“顺洪记”，由富阳街上的义泰纸行收购。
定样草纸在日本用作海上航运记账之用，称其为“飘洋过海必用之纸”。在国内，定样草纸为当时的妇女和戏子在化妆、卸妆时擦脸之用。因其具有较强的吸收油脂能力，且手感柔软，不仅不会伤脸面，而且感觉很舒服，当是一种高级擦油用品。
“富阳一张纸，行销十八省。”民国初年至民国二十五年（年），富阳纸业达到鼎盛期。此时全县有1/5的人口从事纸业生产，土纸产量占全国土纸总产量的25%，产值约占全省手工造纸总额的44%。
由于民国时期及以前的官府没有统一管理手工纸生产经营与其产品流通的机构，纸农、纸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纸业行会和纸业公会应运而生。
纸业行会，以造纸的槽户为主，按地域为界，自愿联合组成。如清同治九年（年）五月，富阳江北地区的槽户，每村为单位推荐一“行董”，在观前村长福寺召开“行董会议”。会上讨论制订了以维护当地槽户造纸生产经营和自治、自理、自我制约为主要内容的行会《公议禁单》。这是富阳迄今较少见的清代纸业行会章程。
纸业公会，则以纸商为主，按地域为界，自愿联合组成。民国二十年（年）三月十三日，富阳县草纸同业公会成立，入会商店18家，集有公会基金元（银元）。随后，新登县纸业公会成立，集有公会基金元（银元）。民国二十二年（年）二月，富阳壶源长边纸同业公会成立（公会石匾现存富阳元书纸文化展示馆）。民国二十六年（年）三月十五日，富阳造纸同业公会成立，有会员名。同年，上官造纸同业公会成立。民国三十六年（年）三月十五日，竹料纸的富阳造纸同业公会成立。
同业公会制定“同行规约”，律有会员“权力”和“义务”。如凡新开同业店铺需远离老店左右、前后各十间门面方可营业；销售价格必须遵守同行议价，如商店要炒盘（减价），必须事先提出削价幅度、削价时间，经同业公会审查同意才能公告炒盘，否则以违章处理，轻则罚款，重者同行业联合起来炒盘，以最低价格把你逼倒灶；会员遇到天灾人祸确有生活困难，同行也会伸手相援。各纸商公会集会场所，大都选在各业祖师庙，定期聚会，春秋拜祭祖师。
据《浙江之纸业》记载:“民国十九年（年），富阳县有槽户户，拥有纸槽个，土纸产量担，产值元（银元），占全省土纸产值的41%，名列省内各县之首。新登县（今属富阳）有槽户户，拥有纸槽个，土纸产量担，产值元（银元），名列全省各县第十六位。”
那时，富阳土纸除风行国内市场外，还出口到东南亚地区。《中华》《生活星期刊》《美术生活》等民国时期报刊对富阳纸颇多